失信惩戒更具效力

上了失信“黑名单”，被限制出入境，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怎么办?一家上市公司的法人代表李某通过信用承诺和信用修复激励机制，让公司得以转危为安。

原来，李某向一家贷款公司借款用于资金周转，并由某文化公司、王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但借款到期后，李某只付了一点利息，遂被诉至法院。经江西省吉安县人民法院判决，李某须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王某也要承担连带责任。此后，法院又依申请人申请，对李某、王某采取了边控措施。但是，李某、王某急需出境办理黄金销售许可证等相关事宜，向法院申请解除出境限制，并提供信用承诺，即作出还款计划、提供担保人。但申请人明确表示不同意解除出境限制。

对此，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李某的信用承诺和信用修复申请符合相关规定，法院在依法查封担保人相关财产的情况下，依法解除了李某、王某的边控措施，给予宽限期。不久后李某将借款连本带息全部归还。至此，一起大标的借款合同案件得以顺利执结。

“信用修复，是指法院可依被执行人申请，充分考虑其积极履行和担保行为，将被执行人从失信名单删除，对其信用进行修复的行为。”吉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周修文介绍，针对愿意积极履行且提供了担保的被执行人，可以通过适用信用修复机制让其获得“喘息之机”，增强履行能力，促进尽快执行到位，让双方当事人获得双赢。

在执行中，如果法院机械地采取强制措施，不给予企业当事人宽限期限，不仅会让申请人的债务得不到清偿，还会造成被执行人的企业“雪上加霜”。信用承诺和信用修复激励机制，被称作“放水养鱼”式的善意执行举措，为不少市场主体解了燃眉之急。

运用法治手段治理突出的诚信缺失问题，既要让失信者受到惩处，也要让诚实守信者受到激励，促进诚信社会建设。近年来，人民法院建立健全惩戒分级分类机制，持续推动惩戒措施向精细化、精准化发展。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了解到，截至2020年底，有751万人次迫于惩戒压力自动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已成为信用中国建设的一大亮点。

最高法执行局有关负责人指出，畅通信用惩戒救济渠道，人民法院探索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制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2020年5月，最高法出台指导意见，提出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暂时经营困难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人民法院在依法采取失信惩戒或者限制消费措施前，原则上给予三个月的宽限期。根据意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被执行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确因复工复产需要，申请暂时解除失信惩戒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积极与申请执行人沟通，在征得其同意后及时予以解除。

实践中，有的人民法院还探索“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创新诚信履行“通行证”。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与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合作，将企业信用等级划分为AA、A、B、C、D五个等级，对AA级且无不良司法记录的诚信企业，在诉讼中依法适用更为柔性、灵活的司法措施作为激励，鼓励企业珍惜、爱护信用。

诚信企业在办理贷款时也能享受到优惠。在浙江，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与辖区21家银行机构达成合作，将诚信履行名单纳入“普惠金融征信平台”和“信用宁波”平台守信红名单，把诚信履行企业名单与“芝麻信用”等网络信用场景挂钩，为诚信履行当事人提供相关优惠和绿色通道。

本报记者 李万祥

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