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月秋：坚持以改革促进经济金融发展

全球面临金融脆弱性的共同挑战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部分国家出现史无前例的负增长，全球经济衰退程度超过上世纪大萧条。经济低增长、贸易低周期、工业低景气、市场低利率“四低”趋势延续，尽管国际金融市场已从第一季度急剧动荡中有所恢复，但由于缺乏实体经济支撑，预计未来金融系统稳定性仍面临较大挑战。

羊群式量化宽松挤压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为对抗疫情冲击，美国率先实施超常规的总量刺激政策，带动各主要经济体货币和财政双宽松。2020 上半年全球各央行降息总计逾200 次， 已超过2019 年全年总和。全球降息潮透支货币政策调控空间， 美国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处于历史低位，德国、瑞士、丹麦、芬兰和荷兰等国的所有期限国债收益率均已为负，法国、日本短期和中期国债收益率为负。低利率环境虽然有助于刺激经济活跃度，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推资产泡沫，导致债务水平被动上涨，增加金融风险隐患。

政府高杠杆削弱财政调控能力。疫情导致社会生产活动停摆，企业与居民收入下降，政府应对疫情的救助措施推升政府赤字率，主要发达经济体财政杠杆率已达到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最高水平。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金融周期高度相关， 外债和杠杆率同样处于历史高位。IMF 数据显示，2020 年上半年全球债务占GDP 的比重升至101.5%，预计2021 年将进一步升至103.2%。高杠杆叠加经济下行，企业和家庭偿债能力减弱， 外贸和政府“双赤字”，使得新兴市场债务风险可能成为未来的“灰犀牛”。

后疫情时代加剧长期分化格局。20 世纪80 年代，新自由主义接棒凯恩斯主义，占据西方国家政策体系支配地位，绝对自由化、完全私有化、彻底市场化的主张同步渗透至金融领域， 金融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不断强化，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便捷性不增反降。后疫情时代，发达国家普遍施行扩张性政策和低利率组合，财富加速向富人集中，叠加老龄化进程，社会储蓄率下降，资金供求失衡，流动性风险累积，不但难以对冲经济周期，反会加剧结构性矛盾。

经济问题面临意识形态挑战。疫情发生后，全球化遭遇逆风和回头浪，经贸和投资活动收缩，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不稳定风险上升。IMF 预测，2020 年全球海外直接投资（FDI）流量将创2014 年以来最低水平。受制于人流、资金流、信息流跨时跨区配置效率降低，国际政策协同合力受限，竞争性宽松及其风险外溢，将进一步增加金融系统的脆弱性。

中国金融业发展得益于改革的持续推动

经过40 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金融业已经从微不足道到确立起崭新的局面，正在走向健全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40 多年来，经济改革与金融改革协同推进，金融逐渐取代财政拨款成为社会融资的主渠道，在撬动实体经济增长的同时，发挥价格发现、风险分担、预期管理等作用，增强实体经济运行的效率和稳定性。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进入“深水区”，构建契合新经济、新动能、新业态的现代金融体系，助推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9 年末，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0 年位居全球第一，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较2016 年提高3.3 个百分点；高技术投资增长17.3%。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落地，创新型和成长型企业获得更大发展动力，我国独角兽公司位居全球第二，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聚集效应明显。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的中国，破除非政府即市场的“两分法”原则，逐步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实践。金融体系同样经历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历程，金融主体由财政出纳成长为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市场化主体。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改革进入快车道，最具代表性的是利率汇率等定价机制改革。2013 ～ 2015 年， 我国逐渐放开存贷款利率上下限，2019 年推出LPR 改革，利率“锚定”效应显著，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明显提高。2015 年“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不断健全， 汇率弹性和韧性显著增强，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金融调控从“数量型”进入价格引导和“双支柱”协同监管的新阶段， 呈现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良好局面。

金融对外开放对内联通水平不断提高。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到党的十九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正在建立。2018 年全球新增跨国投资跌至金融危机后的低点，我国推出精简监管环节、压缩通关时间、减少收费项目等改革举措。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由48 条缩减至40 条，全面取消在华外资银行、券商、基金公司业务范围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和企业数量稳定增长。与此同时，随着内需体系不断完善，都市圈和城市群成为主要增长极，区域一体化纵深推进，重点区域引领优势互补、交错互融的高质量发展。金融政策区域统筹、金融机构跨省（市）协作、金融信息和资源跨区共享，推动加快形成金融和产业、金融和创新的叠合优势，提升重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

金融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科技是改造传统生产力，引领经济社会变革的关键要素。金融具有高频和高关联特性，往往是科技进步的先导，我国依托制度和市场优势，正在跃居全球金融科技的“第一赛道”。从信息科技到互联网金融，再到智慧金融，金融科技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在不断丰富社会信用来源和数据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凸显金融业作为数据密集型行业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金融业利用前期积累的科技成果和数据优势，在短时间内迅速将交易场景和服务渠道转移至线上，显著缩短服务路径，提升服务质效。深挖科技、数据等新型要素潜能，有助于拓展金融业在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民生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服务创新能力，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金融风险协同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周期性、结构性矛盾，“黑天鹅”和“灰犀牛”风险，党中央前瞻布局、主动变革，及时消除风险隐患。企业部门杠杆率稳中有降，居民和政府部门杠杆率增速放缓。银行业逾期90 天以上贷款和不良贷款之比由2016 年128% 的峰值下降至2019 年末的82%。同业理财、同业投资和券商资管等影子银行规模分别较峰值缩减87%、26% 和42%，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各类交叉金融投资产品持续收缩，为应对内外部复杂局面争取了时间，为更好地发展经济建设提供了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