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成功召开：论道新形势下的金融业变革与开放

　　金融界网站讯 12月1日，由瞭望智库、财经国家周刊主办的“第四届（2019）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来自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中国银保监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参事室、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等部门和机构，以及山东青岛市、湖北宜昌市等地方代表齐聚一堂，围绕“金融业不忘初心”“新消费、新零售的变量与变局”“求解数据治理与数字化转型”三大议题分享有识之见。瞭望周刊社总编辑、党委书记冯瑛冰代表主办方发表致辞。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中国银保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国务院参事、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国务院参事、中国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屠光绍，中国光大集团副总经理付万军，度小满金融CEO朱光，金融壹账通联席总经理邱寒等人做了主旨发言。同时，来自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蚂蚁金服、中诚信征信、同盾科技、百融云创、融360和火币集团的负责人参与了圆桌讨论。

　　同时，全国金融系统青年联合会对本次论坛给予了大力支持，全国金融青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康华平出席了此次论坛。并且，全国金融青联智库界别小组会同期在国际饭店举行，对下一阶段工作做了安排。

　　金融业改革开放挑战机遇并存

　　今年以来，我国金融业既面临复杂的内外形势，也在技术变革推动下进入新阶段，既面临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稳增长防风险等改革新任务新挑战，也适逢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开放等带来的新机遇新期待。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表示，中小企业、实体经济的难题不仅是总量性、周期性问题，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机制性问题，须加大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根治基础性、结构性问题。

　　中国银保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认为，近两年全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中，人民币贷款和债券市场的融资明显上升，其他项目则有所下降，这使较易获得贷款或有发债资格的融资主体有所受益，而难以贷到款和发不了债的企业融资环境愈发复杂。同时，“资管新规”是正本清源的必要之举，但转型不易，“阵痛”在所难免。

　　近几年，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但真正着眼实体的仍不够多。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认为，任何金融创新若脱离实体经济的客观需求，就会偏离方向、违背规律，从而走向或自我循环、或过度膨胀、或非理性繁荣。只有真正符合实体经济、符合经济规律、深耕业务场景的金融创新才可能有持续的生命力。因此，发展金融科技要始终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生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抓住经济社会和人民群众最需要的金融服务场景，提供接地气的金融服务，从而不断提升金融科技供给对多元化需求的适应性和有效性。

　　国务院参事、中国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表示，要完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继续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不断完善房地产金融政策、金融宏观审慎管理、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及金融监管体制，通过不断地改善和优化金融供给结构，以更好满足实体经济的合理需求，促进经济和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他认为，我国金融业近年来经历了重要变革：由计划主导变为市场主导，由单一主体变为多元主体，由单一产品变为“金融超市”，由传统单一的银行信贷变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多元市场；银行由传统柜台为主变为移动互联，由以机构网点为王变为以数据信息为王，金融业也日趋开放。

　　金融开放为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新的预期。国务院参事、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表示，展望2020年，要推动全球经济的增长、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关键要应对好四方面挑战：第一，要尽最大努力维护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第二，要尽快推进同数字经济相关的国际规则的制定；第三，人工智能的某些重要方面同国家安全紧密联系，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制度性安排；第四，应对地缘政治方面突发事件的冲击。

　　对中国而言，把握金融开放的机遇是当务之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屠光绍认为，金融开放战略要靠改革来支撑。中国很大，市场也很大，若要吸引外资并促进其长期投资和布局，要注重三方面改革：一是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包括资本市场及国资国企的改革等等；二是政府治理方式的改革，应尽量避免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与政府治理发生碰撞；三是营商环境的变革，要不断优化外资进入中国后的运营成本、监管环境等。

　　不忘初心服务实体经济

　　如何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如何坚持推进融资便利、降成本提效率，如何精准滴灌、打通金融“最后一公里”，如何借力金融机构完善服务实体的金融生态，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是当前金融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光大集团副总经理付万军表示，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下一步仍要关注两方面问题：一是货币政策还存在传导不畅的现象，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象尚未得到根本性缓解，未来在MPA考核、定向降准，或扩展央行低成本资金供给工具的范围等手段上可进一步精准发力，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二是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来助力实体经济。光大集团充分发挥其金融全牌照优势，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发挥综合金融的服务能力。今年11月1日，光大集团的六家金融和实业企业联合成立了光大健康养老公司，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成为国内养老的第一方阵，为民生事业贡献力量。

　　中国银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副主任、全国金融青联委员尹江鳌说，“金融业不忘初心”可以总结为“三换三稳”：宏观上以时间换空间，通过逆周期政策稳增长；中观上以股权换债权，通过调分子分母稳杠杆；微观上以长期换短期，通过建长效机制稳融资。

　　湖北省宜昌市副市长张凤歧结合金融落地一线面临的问题提出，实体经济融资难的核心在于银企的信息不对称，企业贷款缺信用，银行放款缺信息，银企对接缺通道。以信用信息“破冰”，才能缓解融资难题。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债券评估中心副主任、全国金融青联委员董屹认为，债券市场是最大的直接融资市场，也是从金融端发力来推动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辅助宏观调控、控制金融风险、推动实体经济的重要的抓手。

　　就大数据在金融活动、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的应用问题，中诚信征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岳志岗认为，中诚信征信一直致力于服务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帮助银行服务实体经济，也遇到一些较难逾越的共性问题。当前，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应构建数据形成、技术使用上的法律基本架构，形成信息的保障机制，同时构建一个适合普惠金融发展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一方面稳增长，一方面控风险。此外，还要注意控制杠杆的使用。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针对融资期限错配的问题表示，融资结构只有长短结合，才能不断改善金融供给结构，才能尽可能确保当下稳增长、防风险的需要。

　　金融壹账通联席总经理邱寒认为，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来说，科技化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过程，而科技只是工具之一，用得好能够帮助金融业更好、更规范地提供服务。不应对科技有所“畏惧”，此前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一些乱象或是因对科技的“误用”，若用得对、用得好，则完全可以做到有序地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客户。

　　度小满金融CEO朱光预测，到2020年，由于经济下行和服务民企、小微等实体经济的压力增大，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过去的风险管理方式将面临挑战。首先，其资产端重心正由以国企、优质民营企业为主转向小微、零售类资产，资产结构的变化扩大了风险敞口；其次，过去银行风险策略都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下制定的，经济下行时这些风险策略的有效性有待验证；此外，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也面临着风险成本提升而息差收入增长放缓的压力。

　　新消费的本质是数字化

　　新消费、新零售时代到来，技术、场景、运营方式的不断创新，也暗藏着诸多挑战。如何充分结合新技术、新场景以降本增效，如何在竞争红海中突围，是一系列消费金融创新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徐诺金认为，普惠金融并不等同于弱势金融，普惠金融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甚至是解决住房、教育、就业等等基本问题的有力手段。因此，要形成一套政策体系，鼓励、引导普惠金融发展。在此过程中，应着力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和发展过程中的监管，以及如何平衡的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副局长尹优平认为，消费金融能够让大量弱势群体获得正规的金融服务，可以拓宽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从而成为践行普惠金融的重要力量。随着新消费、新零售时代的到来，技术、场景、应用方式的不断创新，消费金融业态依然具有较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而且也会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事业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战略部负责人、互联网金融标准研究院副院长肖翔表示，在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日益深入、增多的客观情况下，有必要吸收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按照疏堵结合、趋利避害的原则对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进行规范管理，包括将展业范围与牌照相匹配、风控能力和规模相匹配、合作权利与责任相匹配、数据使用与授权相匹配、营销宣传与实际相匹配等。

　　消费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数字化的过程，数字化的过程又加速了消费金融向更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雷曜提到，数字资产是小微企业更容易获得的资产。金融服务消费领域可以借助数字技术的力量，让金融更加精准地服务人民，践行金融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

　　“新消费的本质就是数字化。”国务院研究中心发展部研究室主任卓贤认为，中国数字经济占总体经济的比重，从2008年的15%提升到2018年的34%，超1/3的经济活动已经被数字化了，且尽管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数字化的速度反而在提升。新消费的下一个增长点应该是服务型消费，这也与国家经济结构转向服务业为主相契合。

　　融360副总裁陈昌明认为，消费金融机构十分强调场景获客、场景金融，但消费领域的场景很零散。在此背景下，由金融科技企业牵头，与所有消费企业做API对接，通过清洗用户特征、建设风险模型，并提供给银行，则后者只需做一次性风险的识别和优化建模，就能一下对接几十家甚至上百家小型零售企业。

　　数据安全是必须恪守的底线

　　金融业正在经历历史性巨变，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智慧银行、开放银行等新模式相继诞生，各类金融机构均迎来数字化转型。向哪转？如何转？如何评估外部机构的赋能效果？如何平衡商业效益与社会效益？如何借科技之力实现多方共赢？如何保护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一切都还在探索之中。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表示，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确保数据安全应是始终恪守的底线。首先应在组织、机制和标准等方面加强统筹谋划，其次，要根据统一的数据标准体系，建立全局数据模型和科学合理的数据架构。再者要遵循“用户授权、最小够用、全程防护”原则，充分评估潜在风险，把好安全关口，加强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严防用户数据的泄露、篡改和滥用。

　　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孙天琦认为，在新型数字环境下，经营者在数字技术运用上更加专业、纯熟，而消费者却越发处于弱势地位。首先，法律供给有待完善，其次，随着电子化时代的到来，在应对基于数字平台的侵权行为时，消费者不得不花钱从第三方公司处获得法院认可的证据，这对消费者单体是极大的挑战；再次，数字技术知识对于消费者存在壁垒。因此，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政府和市场都应该给消费者提供更有效的保护机制。

　　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员巡视员叶燕斐提出，金融监管必须更好地适应金融机构数字转型的需要。在坚守风险底线的前提下，要更有前瞻性、适应性、包容性，并合理延伸监管边界。比如要根据金融机构和数字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业务关系，对其底层数据、算法模型等方面做延伸监管，甚至有可能做现场监管和一些必要的处罚等。

　　北京金融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银保监会原国际部主任范文仲表示，传统商业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都要对数据存有敬畏之心，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要清楚地界定数据的“四权”关系，即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把握“三性”平衡，即使用的便捷性、安全性与主体的隐私性。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完善的管理制度，最终使整个金融创新始于数据、兴于技术、成于制度。

　　同盾科技创始人、CEO蒋韬表示，风控是典型的创新性业务，创新的前提是守正，大数据行业的治理和规范有利于行业的发展。同盾科技在风控行业里已磨炼超六年。希望通过机构之间部分、有效、最小原则化的数据共享，建立起智能诚信网络实现联防联控，识别出伪造身份多头借贷的网络欺诈分子，从而提高欺诈成本。同时也期待中国版GDPR的出台，为中国的大数据行业划定底线。

　　银行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中国银行首席科学家郭为民表示，传统银行要实现转型发展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大到不好变的问题，二是晚到变不了的问题。目前银行创新步伐虽有加速，但推动以客户为中心的数字化转型仍然存在个性与标准、封闭与开放、线上与线下、协同与分散、体验与风控、敏捷与稳健六大矛盾与困难。实施路径上，关键要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推行扁平化的敏捷银行管理模式，通过推动渠道、产品、生态、营销、风控、运营等六大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最终实现前台融入场景、触角广泛，中台敏捷迭代、智能定制，后台集中高效、整合协同。

　　百融云创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张韶峰也表示，对于金融行业而言，守正和创新是永恒的话题。在守正的大前提下，百融在科技方面大力投入，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区块链等方面，帮助中国的信贷行业更加普惠，让很多普通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获得金融服务。

　　谈及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问题，火币集团董事长、创始人兼CEO李林表示，目前区块链技术的落地还需克服诸多阻碍。一是基础设施有待完善，二是区块链技术暂时只是政策驱动和非场景驱动，能够将区块链技术与实际场景融会贯通的人才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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