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谈金融科技：违背金融常识的人自作聪明 最后"误了卿卿性命"

　　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近日举办，多位嘉宾谈到了金融科技、P2P行业的发展，其中，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的演讲深入分析了金融科技和P2P发展中的问题。

　　谈到金融科技发展宗旨，黄奇帆表示，总之，一定不要违背这些金融常识，违背金融常识的人都认为自己很聪明，能够守住某个空间，最后误了卿卿性命的就是自作聪明。

　　谈到互联网+金融发展时，黄奇帆表示，科技金融最合理、有效的发展路径，应该是网络数据平台跟各种产业链金融相结合。否定和整顿P2P，并不等于拒绝网络贷款。

　　谈到网上安全认证技术时，黄奇帆表示，认证识别系统属于重大国家安全范畴，但在未经长时间的安全检验的情况下就在互联网金融业务上大量运用，这明显违背了金融行业安全必须无限趋近于100%的要求。

　　以下是演讲内容节选（根据视频整理，并未经本人再次确认）

　　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之下，金融科技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未来，符合科学、契合规律的金融科技应当具备哪些特征，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值得探讨。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一、金融科技具有颠覆传统的五全基因。

　　金融科技的大格局、大空间在于以网络数字平台（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数据存储能力、计算能力、通讯能力为基础），与产业链金融相结合，形成基于数据平台的产业链金融，形成数据平台、金融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各方资源优化配置，运行成本下降、运行效率提升的良好格局。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深刻的了解网络数据本质的五全特征——颠覆传统的基因所在。

　　颠覆已经成为互联网见怪不怪的经济现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移动通讯在内的网络平台——五大现代信息科技构成的“大智移云”基础平台。这中间，互联网、物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像人类的神经系统联系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为什么“大智移云”基础平台会有如此强大的颠覆性？研究表明，“大智移云”基础平台实际存在“五全特征”：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

　　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上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的连成一体；所谓“全流程”是指：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每一个点，每天24小时不停地信息积累；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人工智能（AI）的收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信息；所谓“全价值”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

　　总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下的现代互联网体系，具有颠覆性作用。

　　现在的互联网数字平台，下一步在5G时代还会进一步形成万物万联体系，其终端连接数比现在人类的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的连接数将超过上百倍、上千倍。人类的互联网产业也因此将从to C型的消费类互联网发展为to B型的产业类互联网。

　　而在产业互联网时代，这种颠覆性功能将更为突出。我们常常说的颠覆性产业，主要就是指具有以上五全信息的网络数据平台产业，这五全的信息在与工业制造相结合时，就形成工业制造4.0；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就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就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

　　在与金融相结合的时候，无论是金融业务展开的价值链也好、产业链也好，把这五全信息掌握在手里再开展金融的服务，这样的金融安全度将比没有五全信息的人工配置的金融服务系统安全信息要高，坏帐率要低，各方面的系统性风险的平衡要更好，这是一个基本原理，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非常睿智地、前瞻性地看到科技金融、数据金融平台具有的重大的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前景。

　　二、科技金融、金融科技并没有改变任何金融传统的宗旨以及安全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科技+金融，还是金融+科技，都不但要把网络数字平台的好处高效的用足用好用够，还要坚守现代金融形成的宗旨、原则和理念。

　　互联网运行有巨大的辐射性和无限的穿透性，一旦与金融结合，既有可能提升传统金融体系的效率、效益和降低风险的一面，也有可能带来系统性颠覆性的危机的一面。

　　这些年，P2P的问题就在于打着互联网金融的旗帜，搞着传统社会的老鼠会、民间乱集资乱放高利贷的业务，P2P公司向网民高息揽储、向网民无场景的放高利贷，通过资金池借新债还旧债，形成互联网体系下的庞氏骗局。

　　为此，互联网金融系统务必吸取这几年P2P发展深重教训，绝不能违背金融的基本特征，必须持牌经营，必须有监管单位的日常监管，必须有运营模式要求和风险处置方式，不能“无照驾驶”，不能利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五十的高息揽储、乱集资，不能无约束、无场景的放款融资、不能对借款人和单位钱用到哪里都不清楚，不能搞暴力催收，等等。

　　总之，一定不要违背这些金融常识，违背金融常识的人都认为自己很聪明，能够守住某个空间，最后误了卿卿性命的就是自作聪明。

　　三、科技金融的发展可以是互联网+金融。

　　当然，科技金融不仅仅是科技公司自身打造的金融融通公司，其最合理、最有前途的模式是互联网或物联网形成的数字平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各类金融机构的有机结合，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形成数字金融平台并与各类实体经济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相结合形成基于互联网或物联网平台的产业链金融。

　　基于此，在产业互联网时代，一个有作为的网络数据公司，分心去搞金融业，一要有金融企业所必需的充足资本金，二要有规范的放贷资金的市场来源，三要有专业的金融理财人士，还要受到国家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管，无异于弃长做短、自讨苦吃。所以，一个有作为的数据网络平台公司，应当发挥自己的长处，深耕各类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形成各行业的“五全信息”，提供给相应的金融战略伙伴，使产业链金融平台服务效率得到最大化的提升，资源优化配置，运行风险下降，坏账率下降。

　　从国际经验看，一般性互联网平台公司绝不敢随意染指金融业务，美国的Facebook、亚马逊、雅虎等平台公司都很大，股价市值同样可以达到数千亿、上万亿美元，但它们再大都不敢轻易染指金融业务。

　　其一，成熟的商人懂得术业专攻，懂得长期坚守自己，不断创新自己才能使自己炉火纯青，获得足够的行业地位和进入门槛，才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其二，一般性的互联网商品销售平台，其底层技术的安全等级无法满足金融要求，要满足金融业务要求，必须投入巨额成本，这往往得不偿失；其三，美国对金融公司有非常严格的监管要求，一般性互联网公司从事金融业务，一旦发生风险，公司根本承担不起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其四，鉴于所有业务点的风险都可能迅速转化为金融风险，而金融风险反过来又会拖垮所有非金融业务，所以成熟商人绝不愿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四、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要有明确的各方多赢的效益原则。

　　在消费互联网时代，基于人类生活方式的同构性，一些网络平台公司的盈利模式往往一靠烧钱取得规模优势，二靠广告收费取得一定垄断效益。

　　在产业互联网时代，各行各业结构不同、模式不同，任何网络数字平台的发展，不能靠简单的烧钱来扩大市场占有率，也不能让客户中看不中用、有成本无效果、长期赔钱，这是不可持续的自杀行为。合理的网络数字平台，应通过五种渠道取得效益、红利。一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应用，提高了金融业务的工作效率；二是实现了数字网络平台公司和金融业务的资源优化配置，产生了优化红利；三是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运筹、统计、调度，降低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物流成本；四是由于全产业链、全流程、全场景的信息传递功能，降低了金融运行成本和风险；五是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利，合理的返还于产业链、供应链的上游、下游、金融方和数据平台经营方，从而产生万宗归流的洼地效益和商家趋利集聚效益。

　　五、网上安全认证技术，比如生物、二维码、虹膜、指纹、刷脸、声音等辨别认证技术必须“特许经营”，凡此类技术公司设立必须“先证后照”，必须有较高的进入门槛。

　　认证识别系统属于重大国家安全范畴，但在未经长时间的安全检验的情况下就在互联网金融业务上大量运用，这明显违背了金融行业安全必须无限趋近于100%的要求。所以，目前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支付、资金划转必须坚持小额原则，同时各类互联网认证识别技术，只能允许线下使用，而经过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试错之后，才能在国家技术管理部门授权之下，上线试点，逐步成熟，逐步推开。

　　延伸阅读：

　　周小川、尚福林、肖钢等权威人士谈人民币汇率、金融开放

　　围绕人民币汇率、金融开放、金融科技、上半年经济增长等重大议题，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多位重磅嘉宾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次论坛嘉宾阵容豪华，集齐了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尚福林；以及曾任证监会副主席及中投公司总经理的屠光绍。还有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等知名学者。

　　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抵御通过美元制造的扭曲

　　“外汇储备是我国一笔巨大财富，且对金融市场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我国货币发行和人民币稳定。但目前外汇已经成为美国发动贸易战或金融战的打击目标，所以我国应重新思考外汇的战略问题，尤其注意加强人民币本币的发展和建设。”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首先就“汇率操纵”和中美货币关系问题发表主题演讲指出。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当前全球市场体制开始呈现一种非常明显的扭曲。

　　一是贸易摩擦带来的扭曲，已经扩展到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从全球角度看，资源配置会有明显的扭曲，要在这种扭曲的情况下考虑国家的对外策略。

　　“尽管我们不希望看到贸易战，但如果有人对我们作出一些措施，我们不可避免要进行反向制裁。但这些做法不可避免会对开放程度及资源配置起到影响。”周小川称。

　　二是随着IT技术和网络化发展，经济当中的许多环节开始出现网络效应，出现“赢者通吃”现象。这不见得是传统意义上的规模递增，而是由网络效应带来的。在竞争过程中，出现很多通过烧钱来扩大规模和流量的现象，而全球最大的网络公司都集中在美国，这给对外开放提出新挑战。

　　三是以美国为首的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制裁，给全球市场资源配置和效率带来了很明显的扭曲。“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美元的控制，未来可能会有新的做法对全球交易货币（美元）进行控制，凡是使用美元进行的交易，都能够利用这种优势进行观察和制裁。

　　“美国也在用不同的手段对全球信息交易系统进行监控，还可能运用科技方面的其他手段进行监控。这些环节都给全球化、全球资源配置、全球供应链及效率的最优配置带来了很大影响。”周小川称。

　　针对上述问题，周小川提出三点对策。一是要做好对贸易摩擦的应对措施。二是研究如何维持更加有竞争性的市场秩序，一方面看到市场扭曲的增长，通过更加注重公平竞争等举措减少这种扭曲。三是要通过高度关注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抵御以美元储备货币为基础的，在全球制造的显著扭曲。

　　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中国对美国双边贸易的逆差在相当程度上是全球产业链的一个结果，中国对世界的贸易平衡基本上已经接近零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不存在非常明显的失衡问题，而且对美国双边贸易的顺差其实最近也在大幅下降。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判定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不太讲道理。

　　黄益平认为，央行对于外汇政策的操作，大概有三个方面比较重要的目标：第一，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第二，逐步走向由市场机制决定汇率水平。第三，保持汇率在均衡、合理水平上的相对稳定，在短期内尽量减少过度的波动。有很多实证研究发现，当前中国金融渠道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贸易渠道的作用。换句话说，即使人民银行认为一个弱人民币是有利，实际上对中国经济增长也不见得是有利的。对中国可能如此，对美国更如此。

　　黄益平提出三点应对举措。第一，对最坏的情形要做预案，但应尽量避免全面的贸易摩擦，抛售美元资产和大幅主动贬值的建议可能“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第二，尽快实现有管理的清洁浮动汇率体制，有助于提高政策透明度、减少误解，同时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第三，不要跟着特朗普的指挥棒起舞，埋头单边推进经济改革，对内落实竞争中性，对外扩大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

　　7月下旬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推出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为我国进一步开放按下了“快进键”。作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加紧落实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势在必行。

　　“要坚持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开放原则。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是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要求。向内看需要通过对外开放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向外看要把握机遇，需要向外开放内生动力。要在改革过程当中尽早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我国金融市场在很多领域竞争还不充分，服务的质效还难以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尽快打破利益藩篱，建立互利共赢的金融新格局。”在8月10日举行的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CF40特邀嘉宾，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作出了如上表述。他表示，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与金融形势之下，要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扩大对外开放的金融战略。

　　尚福林表示，在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外资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会有一些观望的情绪。对此，我们对我们国家的开放潜力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一是充分估计我国金融市场在应对全球政治经济不确定性方面强大的韧性。另一方面，要看到我国金融对外开放还有巨大的潜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动商品要素流动性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转变。金融开放制度规则正在加速完善。我国金融市场必然迎来制度性、系统性的开放新局面。一定会向世界释放出更加巨大的吸引力。

　　尚福林表示，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要通过引入风险管控、信用评级、财富管理、专业保理、消费金融、养老保险等方面具有特长的专业外资机构，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引入这些行业对国内会产生冲击，那就要提高自身的应对能力，通过引进这些外资机构和业务，促进国内金融机构由数量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这次中美贸易摩擦让我们看到，冲击本身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企业创新型的升级步伐。金融业必须借助对外开放加快自主创新，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加质优、价廉、高效匹配的金融服务。”尚福林称。尚福林表示，严格按照国际规则办事，积极参与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需要公平、开放、透明市场规则和法制化的营商环境，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对标高水平国际规则，在金融体系稳定评估、反洗钱反恐评估等方面，客观反映中国的情况，争取公平待遇。同时，更要从学习、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逐步转向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领国际规则制定，提升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CF40常务理事会副主席、中国银保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表示，要坚定不移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扩大金融业开放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需要，更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加大对外开放，加紧落实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未来，要进一步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实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金融业双向开放。

　　蔡锷生指出，要顺势而为推进金融科技发展。近年来，科技因素在金融业持续深入渗透。以科技手段为依托的信息获取方式和管理服务模式，正从根本上改变着全球金融业格局。我们要顺势而为，夯实基础研究，善用科技和数据，在扩大对外开放的背景下，进一步激发金融业的活力。

　　此外，还要以创新和协作助力监管升级。在扩大金融开放和发展金融科技的同时，还要对金融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切实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要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协作，通过技术和机制的不断创新，建立恰当有力的监管框架与准则，推动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健康发展。

　　金融科技没有改变任何金融传统的宗旨以及安全原则

　　近年来，科技因素在金融业持续深入渗透。以科技手段为依托的信息获取方式和管理服务模式，正从根本上改变着全球金融业格局。

　　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强调，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与金融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智能金融是人工智能的技术与金融业的深度融合，能够辅助、提升、替代和超越人类智能。“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肖钢指出。

　　蚂蚁金服集团数字金融事业群总裁黄浩则从较为微观的角度出发，指出金融科技是除了国家宏观政策以外的推动普惠金融的最佳手段。黄浩同时指出，金融服务的手段和渠道必将随着技术的发展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金融的本质始终需要被尊重，金融风险始终需要被敬畏，这两者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