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戈：稳定经济不能仅靠“降杠杆”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2018年对于全球经济来说十分不平凡，这是很多人眼中艰难的一年。全球经济局势景气不足，国际局势扑朔迷离，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全球去杠杆进程如火如荼、贸易谈判徘徊不前…

　　2019已经到来，很多2018年我们面临的困难并未解决。我们应该如何适应新的一年？如何在扑朔迷离的经济环境中寻找新的增长和方向？金融界特邀10大经济学家与您一起探路2019，问道未来！

　　伍戈 长江证券(行情000783,诊股)首席经济学家

　　访谈全文：

　　​2019年全球经济充满挑战

　　金融界：2018年全球经济受地缘政治、去杠杆等多种因素冲击，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看待2019年经济形势？ 2019年比2018年更大的挑战在哪些方面？

　　伍戈：2018年全球经济增速快于2017年，中国房地产、外需发展平稳，虽然股市行情恶化，降杠杆政策给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一定矛盾，但是2018年实体经济局势并不像各界认为的那样恶劣；从世界其他区域来看，美国、日本、欧洲国家经济形势稳定，尤其是美国，2018年经济增速和各项质变都保持良好水平。

　　现在一致认为，2019年会是近3年中形势较差的年份，这从实体经济增长、全球预期等方面都可以反映出来。从近期PMI数据可以看出，美日欧经济都会在2019年同步下行。对中国而言，2019年GDP同比增速也会低于2018年。

　　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较大

　　金融界：互联网、金融等领域迎来“降薪裁员潮”，与官方显示的失业率低位相矛盾。您认为，当前就业形势实质上是好是坏？

　　伍戈：失业率问题要着眼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导致需求明显下降，同时大学生、进城农民工创造出新的劳动力供给。

　　综合来看，2019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失业率肯定会上涨，涨幅有待进一步考量。如果2019年我国GDP保持在6%左右，则新增就业数量可以达到1100万以上，与此同时调查失业率也能在5.5%以下。所以今年的失业率应该能保持在政府合意区间内，不会引发过度的社会动荡。

　　劳动力市场出现结构性矛盾，表现为就业人员以及行业的不平衡。由于高校扩招以及城市发展规划等政策性原因，低端劳动力增速低于高校毕业生；金融行业去杠杆多，股市如果行情走弱，那么以大学生为主要从业人员的金融领域就业状况恶化；同时，以中等技术工人为主的制造业、农民工为主的服务业价格因供不应求而上升，劳动力呈现稀缺状态。至于互联网行业严峻的就业形势，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行业发展周期导致的资本聚集速度变慢。

　　总之，虽然经济下行会产生一定的就业压力，但如果经济增速控制在合意区间内，失业率会有底线。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会非常突出。

　　稳定经济不仅靠“降杠杆”

　　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金融界：2019年降杠杆进程是否会变慢？

　　伍戈：第一，“去杠杆”这个说法在中央政治局文件中已经消失，现在只有政策态势上的一些边际转变；

　　第二，降杠杆机制不明确、难以量化，只能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参考目标，不能将其作为决定性目标。经济周期形式决定政策动态变化，今年可能有些地方去杠杆，但是从整体经济杠杆率来看，可能需要一个稳中略深的态势才能稳定经济。

　　去杠杆政策是阶段性、动态性、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宏观经济需要更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纵观国内外形势，如果预计2019年外需相比2018年下降，则国内经济企稳需要加杠杆扩大内需；融资平台如果不追求稳定增长，则杠杆可以轻易去掉，但这种做法脱离实际目标；而一旦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去杠杆政策在实际行动上必定会出现边际上的变化。大家都知道今年基建“加码”，资金并非直接来源于当期税收而是借债，就是政府在这块领域加杠杆。

　　解决“民企融资难”问题 更需总量扩张

　　金融界网站：目前大部分定向政策解决民企融资成本问题收效有限，结构性融资政策能否解决民企融资成本问题，还是一定要有总量改变？

　　伍戈：民企对资金的需求迫切，但融资成本高、资金可获得性低。短期的政策纾困在信号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实际效果可能需要其他政策，特别是总量性政策补充。

　　民企的表外融资渠道在法规约束及去杠杆背景下受到显著压缩，相对于国企融资难度增大，这更多是受到货币总量收缩的影响。短期内货币状况回归常态，M2与社融企稳回升，民营企业的融资才会有所改善。中长线肯定需要结构性改革，但这是个长期过程；短期来说，总量适度扩张对民企是非常关键的，至少需要让整体信用或货币与名义GDP保持相对一致。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冲击有限

　　应着力解决高科技领域竞争等问题

　　金融界：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两败俱伤，您认为，2019年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

　　伍戈：中美贸易摩擦目前还没有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问题，因为2018年中国出口同比增速在10%左右，高于2017年，所以贸易战的实质影响尚未体现，甚至我国还出现贸易抢跑效应——有些月份中国面临关税威胁提前出口。

　　中美贸易摩擦最大的影响是在全球经济增速、汇率变化等方面。在2019年的贸易谈判中，双方如果达成协议，关税就不会进一步上升，这对贸易紧张关系是一个缓解，所以不要夸大中美贸易关系所带来的威胁，因为对美贸易只占我国贸易总额不到1/4。我们应着眼于跨国投资、高科技领域博弈等比贸易摩擦更难以解决的问题。

　　金融界：您认为，美国对中国信息通讯领域的追赶态度是怎样的？

　　伍戈：中美在某些领域有起步时间的差异。但在5G网络、人工智能、物流网等方面，中美几乎是在同一起跑线的，美国更加重视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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