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珠江口比作一张巨大的弓,从广州、深圳到香港就如同一支搭起的长箭。《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犹如引弓搭箭,凝聚起整个区域7000万人的磅礴力量,射出一支无与伦比的开放之箭、协调之箭、创新之箭。
香港就是这支长箭锋锐的箭头。
天时: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
早上9点30分,林恒一再次坐上了开往深圳湾的巴士。作为一名落户前海的创客,每周三次往返香港-深圳,他已坚持了三年。
同一时间里,鲜丹正走出西九龙高铁站。他要见一家重要的银行客户。作为深圳一家年轻的金融科技公司CEO,香港尚呈“碎片化”的移动支付市场,正需要他全力以赴。
他俩没有现实生活的交集,但有一个期待是共同的:期望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尽快落地实施,用鲜丹的话说就是“迫不及待,恨不得明天就落地”。在鲜丹眼中,香港是他的年轻公司走向世界的磨刀石,更是最好的跳板。而在林恒一看来,大湾区是给香港一个新机遇,让年轻人有新的发展空间。
香港急需发展空间,更需要新的发展推动力。
发轫于40多年前的内地改革开放,给香港提供了产业升级的巨大机遇。借助“前店后厂”模式,香港从制造业为主变为生产性服务中心,借助内地加入全球资本配置的机会,香港再变为仅次于纽约、伦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正是内地经济的崛起,不断推进香港经济功能的转型,是祖国的经济实力将香港带入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地区。
但与此同时,香港经济结构也日趋固化,发展越来越依赖金融等高端服务业。这类产业的全球资源配置特点,导致人才来自全球,为香港本地创造的高级职位有限。因此,香港就业市场上出现了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失业率极低,近年多在2.8%左右;另一方面,岗位多来自零售、旅游等中低端行业,香港青年向上流动的机会变少,收入也增长缓慢。
经济结构固化,又带来城市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低下。财经作家吴晓波去香港一所大学讲创新课程,他吃惊地发现,教室里九成以上学生来自内地和其他地区。
按风险投资数据,到2016年6月,全球有166家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初创企业,香港却没有一家。从研发投入看,香港2017年研发开支仅占GDP的0.8%,不及新加坡2014年的2.198%,更远低于深圳2016年的4%。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对此感受尤为深刻。他曾见到两个香港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毕业生,因为没有相应发展前景,都只能转行做保险代理。他感慨,从一个侧面也可看出香港社会的停滞:多年来富豪排行榜基本是原有大家族,90年代以来再未有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进入。
香港的高地价、高房价也极大地压制了香港人的生活空间。就买房负担这个戳中港人痛点的指数来说,香港连年保持世界第一。按最新数据,香港房价已达到人均收入的21.5倍,即普通人要不吃不喝21年才能买一套蜗居。
在对创业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双重期盼中,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开发布,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香港发展翻开了崭新篇章。
地利:优势互补 携手并进
深圳河静静流淌,一边是山野,一边已经是高楼林立。一派勃兴景象的是深圳福田保税区,那里聚集着众多初创企业。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对美国旧金山湾区的高科技成长有着切身体会,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期待香港能与内地特别是深圳携手发展高科技。大湾区规划纲要的出台,让他心潮澎湃。在他看来,珠三角区域密集的产业集群和完备的产业链世所罕见,香港又具有名列前茅的经济自由度和营商环境,还有数所高水平的大学,两者联手简直就是天作之合,这种高度契合的互补优势具有相当强的全球竞争力。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联合汇丰银行、香港总商会对700名公司高管的调查表明,77%的受访者对大湾区发展抱有非常强的信心,其中,最具潜力的领域是技术与创新。
把大湾区建成科技创新中心,是规划纲要中的重要一环。在中央顶层设计的推动下,中央部委与香港、广东与香港以及穗深与香港之间的科技合作已逐步展开。
2018年5月,科技部、财政部公布政策,香港大学和科研机构可直接申请中央财政科技计划项目;9月,科技部与香港创新及科技局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加强创新科技合作的安排》;11月,中科院同意在香港建立两个科技创新平台。
在香港与深圳接壤的落马洲地区,有一块深圳河取直形成的87公顷河套区域。这块沉睡20年的土地将由香港、深圳合作建成创新科技园,成为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的龙头平台。
香港金融界也期待大湾区能助力香港再上层楼。作为内地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窗口,香港一直在跨境投资中发挥着桥梁作用。特别是沪深港通及“债券通”,被认为是近3年来最重要的金融基建。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称,香港在2018年“沪港通”“深港通”日均成交360亿港元,随着大湾区规划纲要落地,外资会更加踊跃借道香港进入内地,预计2021年沪深港通日均成交额将达到800亿至900亿港元。
香港联交所已修订上市规则,以吸引大湾区的众多科技、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公司。香港众多金融机构也将未来的增长希望寄托在大湾区,纷纷到区内寻找机会。汇丰银行大湾区计划已经启动,其标志就是,作为首家外资银行持有控股权的证券合资企业,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12月在前海开业。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表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外汇和跨境人民币业务可将大湾区作为整体,并充分利用珠三角与港澳各自优势,创新更多与人民币在全球配置相适应的市场工具、管理手段与政策便利,进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这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能为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提供‘试验田’与‘安全垫’。”巴曙松说。
人和:群策群力 跨越壁垒
“去年以来,大湾区的会多,论坛多,关心的人也明显增多。”祖籍广东新会的内地经贸协会会长黄炳逢,已经不止一次为人解说大湾区规划了。次数多了,黄炳逢也有了经验。他一般先讲大湾区概念,再讲整体优势,然后讲香港的定位,最后讲企业从中会有哪些机遇,一层层阐释,听的人都夸他讲得清楚明白。
黄炳逢的底气来自于对内地政策的信心。2017年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黄炳逢敏锐地观察到,香港特区政府动作明显加快,从行政长官到各级官员,多次到内地与各级政府部门对接。在香港,大湾区话题明显升温。
各界人士的讨论越来越具体,核心主题也越来越明确。香港各界已形成共识:粤港澳大湾区的最大优势在“一国两制”,坚守“一国”之本、用好“两制”之利是建设好大湾区的关键。
能否用好“两制”之利,挑战在于能否打破“跨境壁垒”。
梁翠盈和余强都是香港的“90后”,他们到广州创办企业,以“海归群体社交软件”的创意,只花了一个月时间就拿到天使轮1500万元人民币的风投。然而,比融资还难的竟然是跨越两地创业门槛:因身为港人但长期在内地居住,梁翠盈很难在香港登记注册公司,进而无法以港资身份入股新创业的公司,最后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办完手续。
香港各界人士已提出不少解决“跨境壁垒”需要面对的问题。如跨境人才税收,香港人在大湾区工作能否按香港税制征税?跨境专业服务,能否降低香港专业服务公司在大湾区落地门槛?跨境金融监管,能否设立协调性更强的机构?香港人到大湾区工作、生活,医疗等社会保障如何建立?就一个小小的微信红包,内地版的香港人就不能用,因为没有内地银行账户,而开设账户需要有内地手机号码,等等。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聂德权介绍,特区政府对大湾区建设极为重视,成立了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为主席的督导委员会,成员包括3位司长、13位局长,可以说把整个政府的问责官员都包括进来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委员会的重要职责就是搜集整理各方意见,协调推进。
他已数不清自己往内地跑了多少次:“反正大湾区内各市已转了一遍。”与中央各部委也会谈多次,对一年多来中央出台的多项便利措施如数家珍。
他特别强调,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建设大湾区,是没有先例的事,最需要创新思维,需要抓政策的突破,机制的突破。
方舟也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大湾区规划更像是一个平台,大致方向确定,能解决的问题确定,大家还可以不断把新的问题放上去,不断去解决。规划制定出来,不是一劳永逸,更不是一蹴而就,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改革创新的过程。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粤港澳大湾区要实现人才、资金、货物的无缝对接、充分交流,没有先例,谈何容易。只有群策群力,不断摸索实践。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面对内地经济崛起、科技爆发,在国家复兴的伟大征程中阔步向前,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期望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搭上国家发展的快车,为香港、更为自己开辟出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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