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下调最低刑责年龄 让“法网”更缜密

最低刑责年龄的坚冰终于松融。10月13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二次审议。草案规定，已满十二周岁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情况时表示，经会同有关方面反复研究，草案二次审议稿拟“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另一方面，统筹考虑刑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关问题，在完善专门矫治教育方面做好衔接。

在网上，对这个消息褒贬不一。反对的观点不外乎这么几种：一个是虽然出现了一些儿童杀人恶性案件，但都属极端个案，不能用法律政策的调整干预;一个就是用比较的视野看，很多国家其实也没有降低刑责年龄，我们没有必要特立独行;再一个，就是刑事立法关系重大，与人身财产权利关联，不能随意调整，等等。

这些观点不是没有道理，却也不是那么能站得住脚。虽然未成年人犯罪率呈现下降趋势是客观情况，但不代表这种危害社会的现象就不严重，就不需要作出立法上的干预。从数量来看，目前出现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确是少数，但也不能称之为个案，以涉及人群之广泛、关系之深远，作出法律政策的调整绝不为过。至于其他国家的立法情况，也有很多国家实施比我国更低的刑责年龄。

立法乃国之大事，的确应慎之又慎，但绝不等于固步自封，固守着一些陈规旧矩，供奉着老黄历，而应因势而动。商鞅变法为什么能成功，不外乎“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97刑法颁布至今，早已“天翻地覆，换了人间”。在物质丰富的现今社会，未成年人的身体发育提速，心智成熟程度也随之提高，很多专家认为，12周岁便是现代儿童向未成年人的转型期。既然立法的“土壤”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为什么法律制度还丝毫不能动弹?

虽然草案二次审议稿还不是最终的立法成稿，但老实说，立法者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很值得称赞。这份审议稿并没有搞“一刀切”“一锅煮”，而是采取“两条腿走路”的谨慎路径，对于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只是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进行个别下调。客观来看，公众对现行最低刑责年龄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个别重大刑事案件上，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对于这些特定犯罪“特别处理”，有利于精准下药，解决“法网”不够缜密的问题。不仅如此，审议稿注重统筹考虑，下好立法“一盘棋”，让刑法修改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的修改同频共振，并在完善专门矫治教育方面做好衔接，如此有利于消除立法冲突，提高法律体系的整体协调性。

审视审议稿，也折射出民主立法的精神。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本身就体现了立法者对全体公民的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公开介绍立法动态，也是公开立法、透明立法的展现。从内容上看，立法者并没有采取“最容易”的普降法，而是构思出“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的折中之策，这种改革路径照顾了不同意见，有利于更快速地得到立法“改善”。

伤害是有记忆的。一些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早已令人愤怒。那个臭名昭著的韦某，曾于2010年在其家乡掐死一名男孩，因作案时年龄未满14周岁依法不负刑事责任;2011年，在家乡因持刀伤害小女孩被判刑6年;2015年11月，减刑释放后又在广州番禺杀害11岁女童盈盈。此外，还有“12岁男孩弑母被无罪释放”“13岁男孩强暴女孩获释后再杀人”等刺眼新闻，无不是在挑战法律和道德、伦理的底线。换位思考，人人皆有骨肉，孰能容忍?

法律不应漠视这些现实，也期待最新的刑法修正案能顺应潮流，迈出更科学、更合理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