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金从业者的挣扎与抉择

　　“兜兜转转还是准备回银行。”近日，在互联网金融行业打拼了三年的沈玉（化名）选择离开，她经历了这一行业最波澜壮阔的三年。她说，“是时候说再见了。”

　　而沈玉的离开只是互金行业离职潮的一个缩影。大浪淘沙下，互金公司从顶峰时的4000多家，到如今的1000家左右，缩水超过七成。随之而来的是，行业离职潮暗流涌动，有因公司出事被动失业的，也有因看不清行业未来选择主动离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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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金

　　2016年，沈玉在北京一家股份制银行工作了5年后，开始负责部分管理工作，不过还是以做业务为主。用她的话来形容在银行的五年就是“晋升太慢，工资太少，投入产出比太低，挣不到大钱”。

　　于是，在2016年下半年，现金贷刚刚萌生时，沈玉毅然放下她奉献了五年青春的“铁饭碗”，南下上海“淘金”。

　　而据沪上某外资行中层经理刘岚（化名）回忆，2017年高峰时期，他们银行的中层每个月都会离职一两个，其中去向最多的就是互金领域。

　　以银行中层身份出来的沈玉，顺利坐上了上海一家第三梯队的现金贷平台高管位置，“我主要负责资金撮合和部分内控业务，直接向老板汇报，工作强度和压力都很大”。

　　公司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步入正轨并且开始赚钱，在这条当时还不算拥挤的赛道上，沈玉和合作伙伴们赚得盆满钵满。

　　沈玉称，当时半年的工资加上奖金已经可以抵上她在银行五年的收入，另外还拿到了一些公司期权。

　　在高速发展时期，这家现金贷公司的日放款量曾经冲刺过5000万元，平均放款量大约为2000多万元。沈玉透露，这样的体量在上海依旧只是中小型规模。不过，这已足以让作为高管的沈玉迅速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2017年底，沈玉拿着同龄人艳羡的收入，并且成为了私人银行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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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数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2017年10月，趣店创始人及CEO罗敏带领着成立才三年的趣店成功登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市值一度超过百亿美元。

　　这让趣店一夜成名，但质疑声也接踵而至：暴利之下是否涉嫌高利贷；现金贷模式究竟有没有问题；是否存在对学生放高利贷等。

　　随着舆情的持续发酵，矛头更是从趣店扩散到整个现金贷行业。2017年末，一场整顿现金贷的监管风暴来袭。

　　沈玉所在的公司受到直接的冲击。彼时，该公司已着手准备拿下某省份的一张互联网小贷牌照，资金已经到位，但就在这个关键节点，功败垂成。

　　“我们当时拿小贷牌照其实资金有点紧张，一方面业务不能停止，另一方面小贷牌照又会占用部分流动资金。本来是想背水一战，结果还没来得及打仗就被叫停了。”沈玉回忆称。

　　不过，更加艰难的事情还在后面。曾有业内人士透露称，当时首次逾期的比例从出台监管整治通知前的25%之内上升至60%，逾期60天以上的催回率连2%都不到，而此前的数据大约为25%。

　　据了解，不少借款用户希望借着平台退出来逃债，而这从多家平台的公开财报信息中也可以看出。

　　财报信息显示，2017年第四季度，拍拍贷的逾期率大幅增加，30天以内的贷款逾期率为2.27%，大约是上季度的近三倍。盈亏方面，该公司2017年第四季度亏损5.07亿元，差不多刚好把第三季度净赚的5.41亿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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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挣扎

　　2018年初，风格保守的沈玉团队开始着手停止现金贷业务和回收账款。

　　如今回忆起裁员时的场面，沈玉心里仍不是滋味。她告诉记者，这个行业带给她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回报，还有打磨产品和做好一项事业时的成就感。

　　“我们当时组建了100多人规模的催收团队；加上本部的技术团队、产品研发团队等，零零总总300人左右的规模都在三个月的时间内遣散完毕。”沈玉表示，仅留下了40多人的小团队作为转型的核心力量继续前进。

　　那么，不做现金贷了，又能做什么？

　　带着“钱和技术”，沈玉团队开始寻找下一个方向。

　　沈玉的合伙人老板之一希望继续转型做投资人，所以2018年上半年，他们看了不下100个项目，从区块链到抓娃娃机，从教育到消费，再从量化投资到传统餐饮。

　　在断断续续投了八九个项目之后，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账面上的钱越来越少，但是每个月固定百万级别的运营成本并没有降低，他们急需找到一项能够产生现金流的业务。

　　其实，在那段时间，此前从事现金贷业务的团队无一不感到迷茫。

　　记者了解到，当时有一些平台转型区块链后铩羽而归；也有的团队在监管整治后依旧在做现金贷业务；还有些大平台开始布局三方理财业务；部分团队将主营现金贷转型为助贷和技术输出；更有平台将目光转向了海外，出海东南亚寻求金融科技的更多机遇。

　　而迟迟找不到核心业务发展方向，让沈玉的团队开始有些动摇：继续前进，还是就此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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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流

　　在沈玉看来，没有了核心业务是无法凝聚团队的，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人员的持续性流失。这也促成了她现在的选择。

　　据沈玉称，40人规模的团队中，原本有12位技术人员，这部分人的薪资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技术总监的薪资甚至可以赶上不少公司的高管。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2018年年末，技术团队仅剩下两位，而这两人也曾提出过想要离职的念头。

　　一方面，此前一起打拼过的“战友”陆续离开让她倍感彷徨；另一方面，前同事在外混得风生水起也让她重新审视了现状。

　　“在我们决定响应监管关停现金贷业务后，公司原数据副总监在外另谋高就，大发了一笔。”沈玉表示，“现有团队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业务发展方向，一直拖着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经过认真思考后，沈玉选择了离开。

　　随后，在2019年农历年前，沈玉决定向坚守了两年多的团队正式提出告别。合伙人希望给她一个长假，斟酌之后再做选择，但是年后，她并未再回去。

　　而今，已过而立之年的她，做出了“更稳妥”的选择——回银行。只不过，这一次，她回归的身份变了——某股份行在二线城市设立的支行副行长。

　　某上市银行高管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伴随着金融科技浪潮的来临，大部分城商行、农商行都非常欢迎曾有金融科技从业经验的人员。他们不仅会为银行带去来自一线的技术、经验，更会在银行发展金融科技的过程中提供更多玩法和可能性。

　　和巅峰时期相比，互金行业从业人员的数量至少已减半。人来人往，有人风光登场，也有人黯然离去，现金贷的终结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却也孕育着新时代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