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呼吁一视同仁：不主张给任何企业家优惠政策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于“2019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热点前瞻沙龙第二期：产业政策的制定与治理创新”上表示，不主张给任何人、任何企业家优惠政策。

　　真正转型是什么？是转向市场化，废除阻碍企业家创新、创业这样一种制度，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

　　“我不主张给任何人、任何企业家优惠政策，哪怕你很伟大，马云、马化腾也不要给他任何优惠政策。”张维迎认为，这种优惠政策不仅仅是不公平，而且阻碍未来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已经成功的企业家，政府不保护他，他就必须要不断的努力，才能够保持先进。”

　　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维迎：我讲一个题目，是从创新的不确定性看产业政策面临的挑战。首先声明一点，我讲的产业政策比较有严格的定义，任何普惠性的政策不能叫产业政策。另外，我今天讲的产业政策目的是对于提升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政策，如果在收入分配或者地区发展平衡等等这些方面的政策，也不在我讨论的范围之内。

　　说到产业政策，目前的认识有认识论的误区。我们假定创新是可以预测，当然不是所有人可以预测，有一部分人特别聪明，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也可能是企业家他们能够知道未来应该发展什么，他们并且就这样一个前景达成共识，我们认为基于这样的产业政策，就是正确的。

　　举一个例子，聪明如爱迪生这样的人也犯了两个错误，他认为交流电会赢，最后证明他会赢，实际上直流电赢了。燃油车和电动车竞争，他会认为电动车会赢，实际上他也错了，燃油车赢了。为什么聪明的人也会出现错误，是因为创新面临非常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这个世界之前没有的，没有平均值，没有方差，所以不可预测，但是每个人可以作出自己的决断，虽然这个判断事前没有办法证明谁是错的，谁是对的，事后才有结论证明谁是对错。

　　创新有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

　　1，技术上的可行性是不确定的。

　　2，商业价值是不确定的。

　　3，创新的成果与否依赖于相互互补甚至竞争性的一些技术，它的这个前景也是不确定的。

　　4，体制和文化对于创新的态度也是不确定的。

　　分别解释这四个方面：

　　一、技术本身是否可行？是不确定的。举个例子，200多年前的时候，英国企业家威尔金森他提出用铁创船，在那之前都是木船，比水重的东西能不能漂在水上这是不知道，当他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99.9%的人全反对，所以他被认为是一个疯子，所以变为一个铁疯子。

　　100多年前，美国莱特兄弟提出要造飞机的时候，比空气重的东西要漂在空气上面，这是不是可行？当时的技术情况下，也是不确定的。所以他们实验当中反对的声音远远多于支持的声音。

　　同样半个世纪前，美国二战期间要进行核实验的时候，这个核裂变能不能产生那么大的能量爆炸？这在事前是不知道的，只有在新墨西哥实验成功之后，才说这是有可能的。

　　同样我们最新的例子，IPHONE手机，当时乔布斯提出要用多点触控技术来替代键盘，包括苹果公司的技术专家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这个技术也是不确定性。微软的技术人员更认为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一直在热衷于搞手写笔或者键盘的这样的手机技术。

　　二、商业上的不确定性。一个东西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在商业上成功与否其实并不知道，最初爱迪生发明这个照明系统，但是煤气照明系统已经很普及了，电力系统能不能够战胜煤气照明系统，这在商业上并没有清楚的答案。

　　同样，我们知道最近比较多的例子，像英国的协和式飞机，这个速度非常快，技术上证明是可行的，但是最后商业上是失败了。

　　最近我们看到了空客A380大型客机，技术上没有问题，而且上了一百多架的飞机，但是空客已经停止再生产这种飞机，为什么，因为在商业上是没有价值的。

　　乔布斯在1975年创办了苹果，1985年他被赶下台了，为什么被赶下台，就是因为栽在这个麦金塔电脑，商业上卖得不好，他遭到了董事会全体的批评否决，最后被赶下了台。

　　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一个创新出现了之后它的商业价值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续的一整套的技术改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计算机、微型机、个人计算机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到智能手机，每一个后来的领导者基本上都不是前面的领导者，或者前面的领导者都在下一个新一代的电脑面前变得默默无闻，很大程度上就是它没有能够看到这个商业上的变化。

　　三、相关技术的不确定性，我特别介绍一下：互补性技术。举两个特别有名的例子：交流电直流电大战，为什么交流电战胜了直流电，最重要的一个进步就是后来出现了变压器，有了变压器之后交流电高压就是上万伏的电流可以远距离传输，然后再到使用的地方降下来了，如果没有变压器发明的话，这个交流电要战胜直流电就非常的困难。当然了，我们知道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技术出现，对于这个交流电的成功也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激光，1960年威尔实验室发明激光之后，他们的法律专家，专利事务的法律专家都主张不要申请专利，因为这个对于他们ATM没有什么商业机，激光什么时候变得有商业价值，1976年康宁公司生产高透明的玻璃，激光根据这个玻璃就产生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光纤，由此替代了原来的统揽，使得4G、5G成为可能，如果没有玻璃技术大的创新这个激光就没有多大的可能，激光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包括讲课我们也需要用到激光。燃油车和电动车的变化也是这样的，发动机的进步，包括传输装置以及汽油改进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些进步燃油车要替代电动车也可能非常的难。

　　四、制度和文化方面的不确定性。创新是创造性破坏，作为创造性破坏就是一定要带来一些利益受到损害，这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他们就会尽一切努力来阻止这种新的技术出现，有一位技术专家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任何一个创新其实他们遇到的朋友很少，敌人很多。所以他们非常的难。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很多很多，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最著名的蒸汽车，蒸汽车比火车还要早，商业上运行比较成功，为什么最后失败了，很大程度是一整套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向英国国会游说，英国国会出现了所谓的红旗法，红旗法一出现了之后蒸汽车速度不能超过人，每一辆蒸汽车前面要举着一个红旗，叫做红旗法，最后这些公司都破产了。

　　由这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产业政策悖论，当我们制定一个产业政策我们以某种共识的存在和创新的可预期性为前提。按照定义，创新是不确定，不确定性意味着创新没有共识，不可预测。反过来，如果一个东西大家可以达成共识，所有的人，大部分人认为是对的，它已经不再是创新了。同样，我们可以讲，如果一个东西能够达成共识的话，我们也不需要产业政策，因为达成共识的事情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自觉做，有利可图，就不需要我们专门帝海这个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的自我证成，一种政策好像证明自己是对的，其实它是不对的。家畜政府要鼓励养狐狸。另外一个政策说养狐狸人可以得到财政补贴，可以得到免费土地、优惠的信贷，甚至他们的孩子可以优先上大学，如果所有经营狐狸的这个商家可以做到补贴，吃狐狸肉、吃狐狸皮的人可以得到补助，如果任何人要养其他动物或者其他吃其他动物的肉，你必须先养一定量的狐狸，这样才可以养羊、养猪。那么狐狸这个产业一定会发展的很兴旺。

　　如果再进一步，政府出台一个政策，这个政策说任何人如果你养了非狐狸的动物，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么养狐狸产业就可以变为了最大的养殖产业。但是这不能证明养狐狸这个政策是对的。这就是我讲的一个产业政策自我证成，不能证明它是对的。这是有针对性的。

　　我们现在来看新能源汽车，得到各种各样的优惠，各种各样的补贴，2025年政府不再允许使用燃油车，都只能使用电动车，那个时候燃油车会被淘汰，但是这也不能证明鼓励电动车的政策就是对的。因为用政府的政策消灭了其他可选项这是非常危险的。看到一百多年前燃油车和电动车就在竞争，最后燃油车成功了，这是靠市场的成功。

　　今天，新的技术出现了，可能未来电动车完全替代燃油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来完成这些工作，我们可能消灭了也许更有潜力的技术。我们过去一百年来，燃油车的效率提高了八倍，电动车的效率提高了不到两倍，而且燃油车本身它的进步潜力仍然非常大，所以说，我们只能留给市场来鼓励，而不是政府鼓励这些事。

　　市场与计划的区别。简单来说，市场经济是分散的，企业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计划经济是集中决策，有一批聪明人，专家他们制定一些计划，政府说了算。

　　当市场好，市场就不犯错误吗？市场当然会犯错误，任何体制下都会犯错误，因为人本身不是完美。计划和市场最大区别是什么？最大的区别就是市场本身就是一个自我纠错的机制，假如说一个企业家他作出了一个错误判断，企业其他企业家发现可以赚钱，也就是说每一个企业家犯的错误都是其他企业家赚钱的机会，这市场竞争下总会有人挑毛病纠正错误，尽管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的决策失误，但是最后经过竞争，适者生存，留存下来都是有生命力的技术和产业。

　　相反，在计划经济下出现了错误谁来竞争错误，没有人来竞争错误。有一些犯错误的人，做出错误决策的人自己不会纠正错误，因为纠正错误他没有脸面了，丢人了，其他人也不可能纠正错误，因为你纠正了错误，就是得罪人，你自己得不到好处。我们可以看到计划经济下犯的错误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小错误变为了大错误，尤其是计划经济下，我们可以看到连带掩盖错误。原来计划一百万做成的事，现在计划投入十个亿，你说做成功了，其实是做失败了。

　　这样一个原因，使得计划经济包括产业政策，所有的这些决策，最后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的负面的东西也更多。所以我们要技术得到有效的发展，真正变为一个社会的创新，一个社会的创新我们是要让企业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后通过市场竞争筛选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产业是最有前途的。

　　现在大家有一些对产业政策定义太宽，几乎所有政府都叫产业政策，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讨论的，不太容易聚焦。当然了，产业政策转变比不转变好。像过去那样的产业政策带来的伤害是很大的，减少伤害也是一种进步。我刚才讲的东西，并不是说不适合，我只是针对高新技术。王勇讲的很清楚，那些产业更没有必要制定产业政策。

　　为什么？如果大部分人都看得清楚的事情，企业家里一就比大家看的更清楚。比如说我们看看中国过去这些原来各种技术的引进，你没有注意到，企业家是削减脑袋在不同的改变。工厂中最简单乡镇企业粗制滥造的落后方式，到很现代化的工厂，不是政府变的，只要你不阻止他都就会引进，恰恰政府引进的一些东西是出大问题。

　　传统新型的产业给产业政策提供不了帮助，只能提供误导，老的产业，只要让企业家做，那么它自然有办法也有积极性做好这个事情。王勇所说的“有为政府”其实我更喜欢周其仁所说的话，“降低制度成本”，政府只有不用政策法律的办法阻碍企业家做事，这个企业家就会发展出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那些东西，所有的企业家出国考察都会得到很多东西。

　　我还强调的一点是我们不能用一种相反的东西来论证，如果我们一开始制造了冤假错案，我们再平反冤假错案，不能证明没有你不能平反冤假错案，不能证明没有你就没有冤假错案。

　　真正转型是什么，是转向市场化，废除阻碍企业家的行为、企业家创新、企业家的创业这样一种制度，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我不主张跟某一些人，哪怕你很伟大，马云、马化腾也不要给他任何优惠政策，这种优惠政策不仅仅是不公平，而且阻碍未来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已经成功的企业家，只要政府不保护他，他必须不断的努力，才能够保持先进。而且我们知道要新的年轻一代老想推翻它，老想取代它，这是好的事情。我不主张给任何人、任何企业家的优惠政策。

　　我想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我们需要政府保护每个人的平等权利，包括财产权，包括人权，包括我们说话的权利，这是政府最应该做的。如果政府能够把这些权利保护了，每个人享受充分的自由，这包括思想的自由，创业的自由，创新的自由。我们中国人的创造力就会很好的发挥出来。如果说在这些方面不做努力，我们的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证，包括知识产权得不到保证，另一方面产业政策说我们在鼓励这个，鼓励那个，我认为这是不太恰当的。

　　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我觉得非常复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程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一个领导人。还有一点，中国还有很多游说型的集团也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像房地产的政策，很多都是房地产企业在这当中发挥的作用很大，有的时候甚至于一个偶然事件会引起政策的调整，要说中国政策很灵活，是的，但即使一个国家太灵活的东西多了，尤其是从政府来讲，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政府需要坚持一些原则，这些原则上个人的自由、企业的自由选择。但有的时候这种灵活性，弥补了一下我们这个体制的局限，比如说中国什么都不能做，但实际上都能做成。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长远、理想的治理状态，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状态，还是要有很大的改变。

　　李燕刚才讲的非常清楚，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应该“倡导什么和“强制做什么”两个区分快来。计划生育，我们提倡大家少生孩子，30年前-40年代，和我们用强制的手段，包括一个公职人员多生一胎就开除公职，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包括企业家里要做决策，我是鼓励政府需要广泛的传播，政府所有信息都应该是公开的，企业家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参考，这就是有意义的。因为政府有一些信息是别人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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